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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7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午门城楼举行丹青名家吴冠中历年捐赠作品汇展。作为吴冠中的多年老友，黄苗子及其夫人郁风作为嘉宾出席了展览。面色红润，皱纹很少，眼睛不大但非常有神，略有脱落的头发往后梳着，穿白色短袖衫，外套一件浅色马夹，黄苗子精神矍铄。相比而言，郁风则时尚些，一件深蓝底色织白花上衣、一条藕荷色长裙，最能显现韵味的则是她轻轻搭于颈间的一抹浅蓝丝巾，儒雅、端庄。两位老艺术家出众的艺术气质，如同清新芳香般，氲氤在空气里，直沁周围人的心田。
好了伤疤，就要忘了疼
人能苦中作乐，往往不仅是有快乐的天性，而是要有一双能看到未来的“眼睛”。人对未来没有了希望，不管是谁，都会深陷痛苦之中。这双“眼睛”，让人总能看到曙光，在幽暗时看到出路。
黄苗子和郁风在艺术上互相影响，在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简直是珠联璧合。可是历经大大小小的“运动”及“文革”，他们又是互受牵连的一对。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
在郁风的回忆里，监狱生活成了一种修炼：“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忆及往事，黄苗子哈哈笑笑，“这一生做过苦力，当过囚犯，什么苦都吃了。”苦难过去了，黄苗子轻描淡写过去岁月，“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逃过去，要是没有挨过整才奇怪了。”黄苗子认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文革’时整过我的人现在又来看我，我也欢迎。因为那不是个人的过错，我把这些事都看穿了。只是希望我们国家将来不要再有这类事情发生”。“文革”中，黄苗子在监狱里也没有停止过书法的研究与探索。没有纸和笔，但他用意念继续着书法的揣摩，看着墙上滴下的水痕像个字，他就仔细观察其结构与笔法。出狱后，心有所感，黄苗子参透了不少东西。1958年，黄苗子被下放东北。冬日深山老林里零下30oC的逼迫，奇寒彻骨，但黄苗子要去拉大锯伐木。一直握笔写字的手，被冻得僵直，虽戴着破棉手套，也难握锯把儿。群山之中，北风呼啸，传送着凄厉的锯声。可黄苗子写诗抒怀：“偶从完达赤松游。”读来轻松悠闲，一种乐观的情绪;但憨厚之情，令人苦笑。
虽然一生之中经历过的痛苦很多，黄苗子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说到发配北大荒伐木的那段经历，黄苗子曾笑着打趣说，扛木头我不怕，我个矮，重量压下来先由高个子扛着。在北大荒，黄苗子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在监狱里，黄苗子被单独囚禁，寂寞的夜晚，他感到彷徨与恐怖。但是，后来他从与小小的臭虫作战得到了研究的乐趣，而且他还感到遗憾，如果自己有昆虫学的基本知识，又有观察和培养臭虫的科学仪器，自己也许能完成一篇对生物学界具有重大贡献的科学论文，成为一名生物学博士。
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黄苗子那颗热爱生活的心都没有改变，他总是笑着面对强加给他的苦难。黄苗子的笑十分有感染力，他的笑使昔日的苦难荡然无存。
随心所欲，无负无累
人生中，对事业和生活，需要有爱，也需要执著，但更需要收放自如的心态。艺术作品的境界，更得益于作者的心态，那种深远和美丽，源自内心，随心而出，才能永恒。
在黄苗子北京寓所里，除了满屋子的书画、书籍，便是各有来历的坛坛罐罐，以及叫不出名的大小葫芦画，而夹杂在这古色古香的环境中，还有现代化的电脑、传真机。在黄苗子的“安晚书房”里，电脑占据了其中很大一角。86岁时，黄苗子开始学用电脑，之后经常用电脑写稿子。他说，他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先学会用电脑写字的人之一，现在偶尔还上网冲浪。
被人们称为书法家的时候，黄苗子已年近七旬了。黄苗子的书法功力深厚，小时候受教于名书法家邓尔雅。邓尔雅写得一手好篆书，刻得一手好印章，是燕大名教授容庚的舅父兼老师。在南京的时候，黄苗子又与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交游，得书法大家的真经。他还非常欣赏书画家张正宇的“以画入字”的才气。
黄苗子的书法融众家之长，雄健潇洒，老而弥精，显示了极其深厚的传统功力和艺术造诣。人们评论他的书法艺术：他的作品是发自性灵之作。他不拘绳墨，由工而不工，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没有束缚，没有框框，没有负担，随心所欲，书写的是自己所喜爱的东西。黄苗子说，“不要把写字看得太神秘。关键是要不断学，互相研究和自己琢磨”。
入晚年，黄苗子又兴趣突发，拿起画笔，不过不是画漫画，而是学着泼墨着色。他总说自己画画是跟老伴郁风学的，可郁风却说其实不然：老伴学画乃是“偷用自己所剩颜料”。上世纪90年代初，黄苗子夫妇客居澳大利亚。那时，看到一幅一幅的创作和速写，从郁风笔下如泉涌出，曾被人称作漫画家的黄苗子不免心有所动。他便利用老伴用剩的颜料，也试着拿起画笔来涂抹，坚持多年以来，“抛弃了半辈子的行当，认真去做，也能捡得些子回来”。
晚年的黄苗子与夫人一道畅游世界各地，在传播东方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众多精华。专家称他的画：绘画在继承中力求新意，有时把中国古代象形文字、图腾符号等和绘画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感。而他却认为是：不土不洋，非驴非马，也不敢说像个骡子，还是姜子牙的坐骑：“四不象”。正是这些书、画，在世界各国的展览中，让人刮目相看，纷纷被伦敦大英博物馆、德国科隆东方美术博物馆等收藏。
走进两位老艺术家的家，客厅墙上挂着几幅对联。那斗大的玉箸篆书，规整而活泼：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意境清秀、宁静而高雅、博大。一副行草对联：崖高千尺虎，松老一山龙。景物雄壮飞动，豪迈之情飞跃于松、崖之上。古云：“诗言志。”但是能“言志”的“诗”须是好诗。
黄苗子的诗很强烈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他讽刺那些貌似风雅，实际上是追逐金钱的人，他画了一幅《鸦柿图》，题诗曰：鸦柿讹成雅士图，馋涎贪吻笑徒餔。何当下海摸金去，饱醉终朝大丈夫。
在黄苗子身上，艺术总是以不同形式伴随着他的人生行程，但不管形式如何变，艺术却始终是他生命的轴心。他说：“生活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艺术的爱好更重要的，爱情也不例外。”正是因为将艺术看作生命，他才能在兴趣广泛的同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成就。
笑看生死，挥汗逐日
造诣高深的艺术家，总能在平凡中赋予作品永恒的生命力。这种平凡而永恒，体现的是艺术家恬淡虚无的人生目标，也同样使人能够于平静中保持青春的热情，让生命力更持久。
像大多数老人一样，黄苗子常常喜欢回首自己过去走过的路。因为悔恨年少时没有好好用功，老人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现在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中午小憩片刻后继续工作到午夜。画画、练书法、写文章、整理书稿，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以前是时光撵我，现在是我挥汗逐日。”
每天早上6点起床，散步、早餐、读书、写作，中饭后午睡，下午继续工作，四五点时也会上街溜达一会儿，理个发，买些零食，如今每天黄苗子的生活充实而有规律。
除了北京，黄苗子先后在香港、澳大利亚长住过。选择回中国还有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原因，那就是饮食。黄苗子说：“在澳洲生活虽然很方便，但无论是鸡、鸭、牛、羊肉都是一个味道;蔬菜也是一样，无论是菠菜、白菜、芹菜也是一个味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太现代化了，反而不好吃了。还是北京好，在北京还可以吃到农民喂的土鸡。”
黄苗子身体特棒，精神也好，还爱说笑话。以前有人问他：您这么大岁数了，头发怎么还不白?他回答：不白之冤。70岁的时候，黄苗子在自寿诗中自称老顽童，如今已年高九旬，“本性”不移，俏皮依旧。黄苗子还很爱笑，谈话间说到高兴处，常常一阵爽朗的笑。郁风曾对老伴说：“你这个人呀，将来怕是笑死的。”
黄苗子自言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搓麻，一生最爱的事就是读书，最痛苦的事就是没有书读。另一个嗜好便是爱吃肥肉，但老被孙女黄牌警告，所以总是藏着掖着的。在北京万荷堂的黄永玉81岁生日晚宴上，黄苗子开怀大吃，馋嘴的模样，活像个大孩子。华君武曾说他：“好吃，得了痛风病，仍不顾。1994年在悉尼又大吃王蟹，几乎送命，恶习至今不改，尤喜食猪手。”
乐观豁达的黄苗子对生死看得尤为淡漠，他说：“死是自然规律，一定要来的，你忧心忡忡、害怕都没有用，还不如顺其自然，能够活多久是多久。”他70岁、75岁的时候曾两次写遗嘱。告诫家人坚决反对在自己死后开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悼词”，也绝对不允许向遗体告别。他和几个“生前好友”有过协议：趁我们现在还活着的时候，互相做个挽联，写句纪念的话，大家互相欣赏一番，这比死了之后看不见听不到会好得多。关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黄苗子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便可作为临时的“行宫”。
从老人这种游戏似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到那种淡然，而这种淡然，正是对生命本质的高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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