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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立勇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一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人生至诚至乐理想境界的达到，除了日常生活中克私的修养和道德的积累之外；还需要“乐”本身的感化。孔子曾云“成于乐”，即人格的最高境须成就于“乐”的熏陶。为何如此呢?朱熹的理解是“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论语集注》卷4)。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但与天地同体”(《语类》卷45)。什么是“渣滓”呢?其一，“渣滓是私意人欲未消者”(同上)，其二“渣滓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同上)。可见，“渣滓”正是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处及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又含“私欲”和“勉强”两层意思，前者指动机，后者指体验，如果说“私意”的动机还可以由“复礼”克服，那么“勉强”的体验就不仅仅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单一的“复礼”仍可能使人“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感之以“乐”，就能融化这种“渣滓”而使人“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论语集
注》卷4)。可见理学家们不仅是极端的动机论者，而且是极端的体验论者。他们观察人的标准基本是看其为善或为恶，其次是观其动机为己或为人；最后也即最高的标准是观其内心体验乐或不乐。要达到“乐”的境界，“乐”的工夫是必由之路。“乐”是真、善、美及知、情、意高度统一基础上实现的心灵的自由体验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这种自由境界的必由途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作为心灵自由的唯一标志以及实现这种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理学中的“乐”范畴已包含了这样的美学意蕴，理学范畴之中“乐”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理学家这种以“寻乐顺化”为标志的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在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从来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使命感，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不但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与主导，以入世济世为指归的儒家艺术是如此，而且在作为与儒家互补，以超世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和佛家艺术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是以催人奋发有为、导人入“性情之正”的方式来激励、规范人生，后两者则是以晓人无为而为、顺性自然或摆脱尘世名缰利索、乃至生死恩怨的方式来超度、解脱人生。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道德，也从来不是如康德所谓由“先验理性”、或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决定的意志自觉，而是融合在具体的人伦情境之中，由具体细微的“语默动静”来实践与体验的人生规范；它的最高境界不是进入对绝对理性的认同或自律，而是通过艺术化的中介，化外在的社会的规范为内在的个体的自觉与满足，达到人生言语举止的艺术化与规范化，“从心所欲不逾矩”，终至“与天地浑然同体”。“善”必须以“乐”为内在体验，中国哲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格的道德境界，在道德中追求的则是人格的艺术境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中国文化特质》阳明山庄本，1983年9月：版)艺术与道德的这种有机融合，正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艺术的人生化、道德化，道德和哲学的艺术化、审美化，这都表明中华文化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美育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极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来建设中国的精神文明，正有其民族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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