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死亡 作者：张 羿

从西方到中国，乱象丛生的创作笼罩了当代艺术，当艺术取代宗教的梦想破灭之后，不甘寂寞的现代艺术最终走向了的哲学。
杜尚之后，尽管先锋艺术家标榜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样冠冕堂皇的口号，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的精英意识，至少没有放弃成为明星的渴望。正如安迪·沃霍尔把自己包装为一个流行艺术偶像一样，几乎所有艺术家都梦想成为一个明星。他们渴望成为明星的动机不是为了给人类贡献精神财富，而是出于金钱闪耀的吸引。
艺术与资本的联姻，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市场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砝码之一。这无关乎堕落也无关乎崇高，事实上，这是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对于那些拒绝这种游戏规则的艺术家来说，实际上并不能证明自己更为纯洁或神圣。
走向哲学的当代艺术，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步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所谓的“后历史”时期。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绝对的多元化、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艺术成为一种哲学等等。尽管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批评家都认为，阿瑟·丹托所谓的“后历史”时期的艺术就是后现代艺术，但我们有理由坚定地认为，杜尚之后的世界艺术多元化格局，并不是真正的后现代艺术现象，而是现代艺术耗散阶段的表征。在人本主义的主导之下，现代艺术对新奇、美与崇高的追求最终归于无望，于是，艺术从英雄主义转向彻底的颓废，从架上绘画转向观念艺术、行为艺术和大地艺术。
步入阿瑟·丹托所谓“后历史”时期的当代艺术，无论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还是大地艺术的实践，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世俗艺术还是某些基督教艺术，本质上都是哲学艺术。
作为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美学家，丹托的艺术终结论影响深远。然而，他并没有揭示出艺术终结的根本原因，以及艺术终结后的当代艺术发展方向。
艺术的哲学化，在丹托看来，意味着现代艺术的终结。而我认为，艺术终结后的“后历史”艺术，其本质乃是人本主义倒塌而新的价值尚未建立之前的混乱状态，是体现晚期现代性的晚期现代艺术。因此，丹托所谓的“后历史”艺术，并不是现代艺术的终结，而是现代艺术的某种延续。
作为黑格尔主义继承者的丹托，其终极的追求正是始于柏拉图的哲学统治世界的梦想。因此，他乐于看到这种艺术终结的状态，并以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他从未期待艺术的重生，而只是为艺术的哲学化叫好。
丹托所说的艺术的终结，本质上是现代艺术熵的状态，是人本主义自我耗散的结果。人本主义作为自我中心主义哲学，其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自燃的过程，虽然人本主义在自我燃烧的过程中，绽放出许多绚烂的火花，但同时也逐渐自我耗尽，而最终成为一种象工厂废气一样的精神污染。这是一种事实上的死亡而不是丹托所说的终结。
“后历史”艺术作为一种熵和精神污染，主要表现为美的消失、绝对的多元主义、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甚至艺术家的消亡和艺术作品的消亡，总之，这是现代性的自我耗散，而不是什么后现代艺术。
现代性是一个诡计，现代历史是一段反叛的过渡的历史，而后现代则将持续到人类历史的终结。汤因比指出，现代历史就是科学取代宗教的历史，科学成为现代人的新宗教，它在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扮演着魔鬼的角色。与科学扮演同样角色的还有现代哲学，当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事实上也变成了科学。作为分析哲学实践者的丹托，科学主义这棵死亡之树无疑也成了它自我了断的地方。
作为一种晚期现代艺术，“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媾和导致了它的无可救药。因为，东方哲学已经死亡，而西方哲学则充其量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现代艺术无论与何种哲学结合，产生的都是死亡的果子。这是“后历史”艺术的根本境遇。
“后历史”艺术之熵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是人本主义死亡之后，神本主义恢复之前的死寂状态。作为一种耗散结构，它并不意味着艺术的死亡。死亡的是现代艺术，而不是艺术本身。如果我们期待现代性或任何一种“新哲学”，包括形而上学来拯救现代艺术，无异于让死人来拯救死人。
哲学的死亡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东方和西方都不可能再期待任何一种“新哲学”的诞生，能够拯救被现代性奴役的人类。哲学的本质是人的自我救赎，而人本主义则充分暴露了自我救赎的虚妄。因此，21世纪哲学的最终结局是转向神学和信仰，而这意味着哲学自身的消失。
现代艺术投身于哲学的坟墓，必然使自己成为一具尸体。因此，艺术的哲学化，意味着艺术与哲学的双重死亡。艺术与哲学的双重死亡是人本主义和现代性自我燃烧的结局。丹托所谓的“后历史”时期艺术终结后的艺术创作，只是晚期现代艺术的最后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