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画，大体沿用传统分科法；为人物、为山水、为花鸟。书法乃居于相关又独立的地位，统称为书画艺术。惠伯先生兼长人物、山水、而其花鸟毫不逊色，书法亦精。他冲破唐宋以来画家分科、以之为专能的界线，他不断拓新作画题材范畴，在样式、语言、笔墨、设彩等方面，经营再三，东、西方交汇互融，大胆实验，不拘一格。未识者，难以置信，如此品类众多、风貌迥异、层出不穷、画路宽广之大规模佳作，竟然出于同一画家之心手。
惠伯先生艺术成功之途，异乎寻常。一方面生长于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的川蜀之乡，他得天独厚，自幼幸得母亲启蒙，信手涂鸦，丹青书画，初绽才华。另一方面，有缘接受完整的高等美术教育。发自灵府天性，他渴望在牢固的根基上不断求“变”。其“变”也，心怀远志，不主故常。既不畏“雅”之曲高；也不拒“俗”之和众。他乐意将五光十色、变化莫测的现代人生节律纳入审美空间，凝聚于笔端，谱写成东方韵味十足而视觉力度堪与西方绘画比美的现代图画。
70年代末，80年代初，惠伯抓住改革开放带给莘莘学子谋求深造的最佳时机，求艺于北京最高美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国家当时新设之最高学位。从此如同一只骤然放飞的大鹏，海阔天空，盘旋飞舞。他赴日留学以精通汉、日双语，下苦功主攻日本美术史，研究日本画。此后，他旅居日本，沐浴在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的春风里。20年孜孜不倦的修持历程；为造就一位，学者兼画家，提供了契机；也创造了条件。
惠伯先生一系列作品，大到全景式山水，小至一窗一几静物世界；都别有会心，唤起观赏者共感共鸣。“山水，寄寓着乡国情，是大自然的象征。花卉，是美的象征。鸟儿，是自由和平的象征”——这隶属东方“文化源”的永恒性美学观念，如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一样，始终贯穿在画家邓惠伯艺术之中。而那描绘自然一隅一角的风景画，则情不自禁、流露着一个典型东方人儒雅温和的情调以及内向的浪漫气质，还有他个人独具的浑沦不饰的天性。如《眬月》、《春雨》、《秋思》、《独旅》，我们从中不只是看到一片风景，同时也会感悟到一种人生、一种心境。《细雨江南》，绝不重复前辈名家，而是既新鲜又独特，令人如聆听一首江南丝竹曲。如歌如诉，紧扣着一颗海外游子的中国情结。美丽岛国的自然景观和现代社会景观一再出现在他扫描式快捷的画面中。那被浪花鼓动着的海市蜃楼；那静泊于夜幕之下的水户人家；都经过画家多情的眼光凝视、抚爱，最终被彩笔点化成既亲切、又陌生；既平常、又神秘——一个令人陶醉向往，如诗如梦的世界。
我一再提及的“东方韵味”，在这些画图里，其内涵是双重经纬的。即日本画风的某些表现性元素被画家拈来融化，丰富了中国画语言及其精神魅力。请看，中国画史上早已有之的古老题材——松、梅、竹，誉为“岁寒三友”，因为融入日本画之简洁、明丽，而演化出新的画面结构，显得格外冼炼、清新，竟令人生出幽谷清音之感。再如，惠伯所作仙鹤，神女般静静立于半轮明月之下。展开她洁白的羽翼，仿佛是一首无字的歌——吟唱着永恒的期待。这幅画，无端令我记起日本诗人志唐皇子的短歌：“夜寒过苇塘，丰羽满清霜，”——艺术家敏感地抓住那一丝触动，一点印象，随即赋予画面一种新意，浸入赏者心理空间，令其思绪微波潺缓荡漾。
如果说，惠伯人物画，主要在体验画家为之心向神往的宁静东方美人之国，那么，他创作花卉静物，反倒近似打击乐——以强力度、快节奏、醒目的平面构成，在宁静之中掀起亮丽色彩的鼓点旋风。尤其是《红樱桃》一类作品，“黑”于“白”的巧妙运用，正是由中国人擅长的水墨艺术演化而来。瓷器、玻璃器皿光泽的把握点染，用笔的灵动爽利，艺术想象力的神驰远游加上现代设计意识的参与、投入，获得既强烈又神秘的整体效果，与静物写生画异趣。画家谈到这批新作时，曾对我说：“林风眠对我有深层影响。林画东方韵味十足，看来随意，洒脱，激情奔放，处处自在。像那样一种自由轻松境界，仍是我目前难以企及的”。我想，惠伯先生所指、所向往之境，即中国庄子所言“解衣盘礴”——“自由王国”之境吧！他这番话，暗含着不止不息的悟道心迹。
“高山仰止”。——回望中国和日本乃至世界美术史，历代出现无数令后世仰之弥高的艺术峰岭。作为当代勇敢的攀登者，画家邓惠伯，他既有幸直接聆听吴作人、李可染、常任侠等中国一代先师的谆谆教诲；又有幸直接蒙受平山郁夫、加山又造、河北明伦等日本一代名家之厚爱指导。崇仰先贤，采纳欧美，广收博取，张扬个性，励志拓新，乃是惠伯先生才华、素养之亮点；亦是其艺术灵感不断迸发的原动力。相信他会继续自我超越，跃入创造自由之境。
在新世纪开端，邓惠伯先生将赴美办展。我深信，他在美国，在西方世界，定会拥有众多赏家知音，如同在中国，在日本，在东方世界一样。“嘤之鸣矣，求其友声”，——祝画家获得新的巨大成功!
（本文作者孙美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艺术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