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界，51岁的曾梵志如同神一般的存在——国内没有个展，甚至踪迹全无，可他依然不时见诸报端或杂志封面，这些年，他的名字几乎与天价成交如影随形。2013年，其作品《最后的晚餐》拍出1.8亿港元，成为亚洲最贵当代艺术品；不久前发布的“2014胡润艺术榜”显示，他的作品拍卖额位居中国艺术家第一。
曾梵志的“卢浮宫计划”正在位于草场地的香格纳画廊展出，这也是他时隔五年首次回国办个展，其中有其在巴黎卢浮宫与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对话之作《从1830年至今NO.4》，还首度曝光了他同期创作的另三件“铺垫”之作。
开幕式颇为另类——没有艺术家讲话，展厅门口还架起炉子烤羊肉串，而这都是曾梵志特意安排的。整个下午，他都忙着迎接前来捧场的各路朋友，与他们合影。偶尔，他也会凑到炉子跟前来上一串羊腰子。熟悉曾梵志的人都知道他最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发言。“待在画室创作，我可以无拘无束到自恋；要让我当众发言，真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虽然长年往返于北京和海外，他的武汉口音还是有些重。
据他透露，去年10月底，当此次展出的作品亮相卢浮宫德侬厅，与经典名画《自由引导人民》并置一处展出时，他私下要求不登台讲话，最终未能获准，原因是那次展出意义太大了。卢浮宫破天荒地将古典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艺术作品于同一空间并列布展，这在其二百多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为了那次展出，曾梵志闭关一年创作了同主题的四幅画，最终在卢浮宫展出的是第4号作品，北京的这次展览，把这四件作品来了个和盘端出。据曾梵志介绍，它们最关键的差异集中在颜色处理上。
展厅里，四幅作品挂满了三面墙，剩下一面墙循环播放着一段视频。据展厅人员介绍，它是曾梵志作品在卢浮宫展出期间拍摄的，既有参观者对其作品的看法，也有他对自己作品的解释。看得出来，如果有的选择，他更习惯以这种“疏离”的方式与参观者交流。
而这种“疏离”倒也暗合了他最常为人们提及的“面具”系列——画中人有着空洞的表情、夸大的局部。为他赢得“标王”称号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便是其中尺幅最大的代表作。
除了巧合的题材名字，生活中的他也被认为总戴着一副精致的“面具”——画作昂贵、衣着光鲜，经常像商业、娱乐明星一样，他的头像也与豪华汽车、贵重钟表同时出现在时尚杂志封面。“其实，我不愿意和那些东西待在一起，但我左右不得。”在他看来，一如改变不了人们对他创作主题的刻板印象。
199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的曾梵志，在创作主题上先后走过了四个阶段。早期围绕医院主题，创作出《协和医院》系列；1994年至2004年，是令他声名大噪的“面具”系列；之后又有“肖像”系列，直至如今“乱画”系列。然而，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他的“面具”系列。他希望通过这回的展览，稍稍改变人们的认识。此次展出的画作里，原作的自由女神被解构为写意式的雕塑，背景部分的人物群像则索性被隐去。即便作为致敬之作的1号作品，也只是基本保留了原作场景，画面里纵横交错的线条源于他坚持多年的“乱笔”风格。
曾梵志清楚地知道，“面具”系列的高知名度，与那些拍出的天价不无关系。1998年，一位美国游客以1.6万美元买下他的一件作品，其中一幅便是2008年拍出天价7536万港元的《面具系列：1996NO.6》，十年增值六百多倍。不过，他也毫不避讳曾经的尴尬——在长达十年里，没有一位国人愿意买他的画。
“市场不是艺术家所能控制得了的，我们也不该拿那些飘忽不定的数字当作创作标尺。”他说，自己基本不理会那些天价，因为天价可能毁掉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还会刺痛一些同行的神经。至于不断转变风格，他说：“艺术创作首先是遵从内心，如果一直停留在一个阶段就俗气了。市场的选择趣味，就交由时间去沉淀吧。”
延伸阅读
当代艺术老牌明星失宠
中外权威机构日前联合发布的一份数据，佐证了国内艺术品市场依然处于深度调整期。2014年中国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成交额约380亿元，与2013年的438.07亿元的成交额相比，降幅接近14%。其中，曾经“集体癫狂”的当代艺术构成不小拖累。
2014年国内秋拍，当代艺术“F4”——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钧近乎全面失语，作品纷纷流拍。虽然明星画家曾梵志的作品《面具》最终成交，但750万元的成交价相比一年前拍出的1344万元，缩水逾四成。有人将之形容为当代艺术老一代明星集体失宠。从2003年起步，先后经历两次“火箭式”跃升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又以“过山车”的速度跌落到5年前的水平。
而这远非调整的终点。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预计，大部分当代艺术品的价格还将下降20%至80%，而且，由艺术家给本人作品定价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当代艺术市场步入低迷，在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看来，与礼品画市场的兴起和衰落不无关系。“曾经近乎天方夜谭的价格，完全背离了市场规律，导致的结果就是与普通民众构不成任何相关性。”他说，步入调整，或许是当代艺术走向重生的必由之路。
在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夏季风看来，市场走势同样受制于藏家和美学系统的更新。他说，以前接触到的不少藏家是做实业的，而现在更多是一些高智商的工科类出身的藏家，他们更为理性。“前些年，不少藏家追捧的那拨儿人，画面里表达的东西有强烈的社会性，主体意识明显。”他举例说，方力钧对表达改革开放初期的精神状态就情有独钟。然而，如今随着80后年轻艺术家不断涌入，他们可能更关心艺术本体，“而不再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它必然也会带来美学特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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