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荒诞与虚无之间的伪东方主义 作者：张 羿

提要：徐冰的东方主义取向，既与其作品中表现的世界主义自相矛盾，又将宇宙的本质解释为荒诞和虚无，因此，并不能为人类指明一条通往自由之境的康庄大道。

看到徐冰在西方所获得的种种殊荣，我没有为中国艺术感到骄傲，反而为西方感到耻辱；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开设“徐冰研究”课程，我没有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而喝彩，反而为哥伦比亚大学感到悲哀。在这个真理被遮蔽的黑暗的世代，思想的贫穷并非中国的专利，而是人类共患的顽疾。
实际上，西方的整体沉沦始于启蒙理性，而中国则是在20世纪搭上了这列现代主义的死亡列车。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落的西方早已不是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东方同样也不是。
纵观徐冰在各个阶段的主要创作，我们看不出他的思想有何真正的突破，也看不出他的作品对于人类有何实际的意义。

《天书》之荒诞
徐冰的成名作《析世鉴—天书》从1987年动工到1991年完成，整整花了4年时间。整个装置作品由几百册大书、古代经卷式滚动条以及被放大的书页组成。书中成千上万的“文字”看上去酷似真的汉字，其实却是徐冰用汉字的部件重新制造的“假汉字”。它们是由徐冰手工刻制四千多个活字版编排印刷而成，制作工序极为考究。然而在这些精美的“经典”里读不出任何内容，作品中的文字包括徐冰本人在内没有任何人能够读懂。
《天书》在全球各地所受到的追捧超出徐冰本人的想象。然而，它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在于它庞大的体量给人带来的惊叹以及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汉字。批评家从语言学、哲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各种解析，将其誉为当代艺术史上的一部伟大作品。
事实上，《天书》所表现的无非就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一种对世界本质认识的绝望，其背后则是“禅学”意味的不可知论。这并不是什么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思想，而是故做高深的东方哲学。这种哲学将人类思维引入一种深奥难解的境界，并使人沉醉于世界的荒诞不能自拔。对于人类的生存，人类的幸福，《天书》式的哲学则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
《天书》在中外艺术界所受到的热烈追捧，暴露了整个艺术界乃至整个时代的思想贫血。面对这样的作品，那些所谓的业内人士、专家学者等，如果不提出一套高深的理论以解释，显然就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因此，大凡专业的评论者都要振振有词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而这些评论都无异于一群瞎子在黑暗的房子里捉乌鸦。

《鬼打墙》之无聊
真正引起西方对徐冰注意的是他的《鬼打墙》，一件用宣纸来拓印长城城墙的巨型之作。1990年5月，徐冰带着20个助手来到八达岭长城，他们在25天时间里用掉15000张宣纸，300瓶墨水，拓印了一段城墙和烽火台。
当徐冰带着他作品的照片到美国时，震撼了美国艺术界。当时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甚少，在他们的概念中，中国艺术就是卷轴画。因此，当看到徐冰所用的语言、手段、材料都匪夷所思之后，他们感到很惊奇。
《鬼打墙》表现的是历史的虚无，同时带有东方式鬼魅的色彩。就思想而论，作品是空洞的。它之所以引起西方的关注，在于其语言、手段、材料超出西方艺术界的理解。

《新英文书法》之苍白
1999年，徐冰因为他的《新英文书法—死亡将不再主宰》而被授予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新英文书法》也是徐冰到美国之后一段生活的结晶，在这个阶段，徐冰尝试各种方式来探讨文化传递的可能性，包括《文化动物系列》、《蚕》等作品。
《新英文书法》是以方块字的架构书写英文单词，作品在本质上同《天书》一样，是作者对人类已有概念和思维的挑战。徐冰在作品中表达的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思想。尽管其动机是好的，但不能不说，这种以艺术的形式对中西融合的表达，除了作为艺术作品本身的“好玩”之外，并无其它实际的意义。
文化融合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太多具体的问题和方法。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每天都在进行。文化融合不需要艺术家的启发，实际上，艺术在面对现实时是苍白和无力的。
《新英文书法》之类的艺术作品，暴露了当代艺术无所不及的野心。而事实上，在某些现实的问题上，艺术不仅苍白，甚至是多余的。《新英文书法》试图通过中西文化的融合而达到超越死亡的梦想，这无疑是一条虚无之路。

《烟草计划》之鬼魅
与《尘埃》不同的是，《烟草计划》采用了类似社会学研究的方法，搜集、整理与烟草有关的尽可能多的材料，构成了一个难于界定属于社会学还是艺术计划的项目。
此计划由2000年在杜克家族所在地美国达勒姆被延续到2004年的中国上海。作品渗透到这两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这一计划由一系列与烟有联系的制作所构成，在杜克大学图书馆展出了徐冰用烟卷材料制作的各种书物。如：一本用烟叶为材料印制的大书，在展示中任由烟叶虫把它吃成一堆碎屑。在达勒姆烟草博物馆，一只十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卷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在黄浦江码头的旧烟草货栈，用霓虹灯和云雾制作的大型装置。在画廊里由无数只香烟插成的一张巨大的虎皮地毯散发着浓重的烟草味道……
整个计划构成了一个层层深入的对人与烟草复杂关系的追问，以及由烟草为线索引发的有关历史与现实、国际资本，文化渗透及劳力市场等话题。
而展览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黄金叶书》。这是以厚厚的烟叶装订起来的“烟书”，等待被点燃，等待化为烟云的书，根本就没有文字，却让材质本身成为了文字，成为了最具质感的文字。在杜克大学的展览中，这本烟书最后被付之一炬，成为了真正的“烟”！
事实上《烟草计划》是一件复杂而怪异的作品，祛除其附着在作品中的历史、社会学等因素，能够给人感受到的除了时间如烟云、生命无常，一切都将化为灰烬之外，并不能承载其它更深刻的思想。
透过《烟草计划》复杂的表象，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烟草作为一种物质的本质以及它能给人类带来什么。烟草本质上是一种毒品，它可以麻醉人的神经，使人获得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在长期的飘漂欲仙中，烟草还可以导致人的慢性自杀。对于吸烟者来说，烟草是他们生命的支柱，但正是这样的烟草，可以致他们死亡。最终，烟草的燃烧表明一切事物的结局均为灰烬。
如果徐冰是以烟草比喻人类文化的话，《烟草计划》似乎可以从某种角度触及《圣经》的启示。但是，《烟草计划》中最终的灰烬表明了徐冰对历史、对现实，以及对于生命的消极的看法。可见，徐冰并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
作为一个多义性的作品，徐冰旨在探讨烟草与人、与社会的无数可能性，而并不愿意做简单的结论。“我喜欢不明确的东西。”徐冰说。
正是这种不明确，暴露了徐冰思想的迷惑，削弱了《烟草计划》所可能产生的冲击力。于是，《烟草计划》成了一种昏暗的鬼魅式的表达。

《尘埃》之虚无
2004年4月，徐冰以“9·11”废墟的尘埃为材料所做作品的《尘埃》在英国获得当今世界视觉艺术最大的奖项之一---首届“Artes　Mundi国际当代艺术奖”。
徐冰在“9·11”双塔楼废墟附近收集了一些尘埃，洒在博物馆的地上，并在尘埃上写上中文诗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徐冰以“9·11”事件的余烬，来表达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感受。其核心仍然是“空”的思想。沉重的历史被一种貌似深奥的东方主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
这是一种哲学的虚假的洒脱，一种东方式的黑色幽默。正是由于它与西方文化的大相径庭，才会更加吸引西方人的关注。在西方人猎奇心理的作用下，其影响才被最大限度地放大。

《地书》之乌托邦
徐冰后来的作品发生转变，他开始注重作品的平易近人和观众的可进入性。最能代表这种变化的，便是2007年创作的与《天书》相对的《地书》。
与《天书》一样，在《地书》中，徐冰仍然力图创造一套文字系统，但这一次，却是文盲都可以看懂的内容。《地书》由各种各样的常见图示组成，这些图示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地方，如高速路上的指示牌、飞机上的安全指南、微波炉的使用说明等。
徐冰本人说，作品源于对西方艺术的反感。他认为：“很多西方艺术注重对作品的诠释，拿出一个假大空的吓人架势，其实是一套很无聊的东西。我不希望我的作品上来先把人家吓跑，或者戏弄观众一通，结果作品里面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又写了一本说什么语言的人都能读懂《地书》。这两本书有共同之处：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也不管你是否受过教育，它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天书》表达了我对现存文字的遗憾。而《地书》，则表达了我一直在寻找的普天同文的理想。”
遗憾的是，徐冰的《地书》并没有超越他所抨击的西方艺术家的无聊。通过符号的组合来表达普天同文的理想，那是一种童话式的天真，除了叫人感觉艺术的游戏本质之外，并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果效。
至于说“艺术只是提出问题”，那么，人类大同、普天同文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重大课题，我们有必要通过一种毫无美感的艺术作品的形式来表达吗？

荒诞与虚无之间的伪东方主义
从《天书》、《鬼打墙》、《新英文书法》、到《烟草计划》、《尘埃》、《地书》，徐冰的作品表现的无非是世界的荒诞、虚无，以及文化融合一类的主题。
而在这样的普遍性主题下，徐冰却刻意地采用了一种中国式的符号。这是徐冰在西方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西方媒体评价徐冰说，他做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化。
不错，徐冰十分重视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他骨子里还存留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或至少是东方主义思想。
徐冰说，“总的来说，中国的方式、中国的智慧，是我们能获得很多有益之处的源泉。有人说我的东西特别当代，但很多的核心根源其实都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是和我们的生活与生俱来的。”
“实际上我就是试图把中国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某些部分激活，因为它本来就没有死。”
“中国正处于一种令人目眩的阶段，这种特定阶段下的社会发展，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极其前卫、极其理论，十分适合艺术的成长。”

徐冰的言论，与管理界曾经流行的“中国式管理”论调如出一辙！而问题是，徐冰的东方主义取向，既与其作品中表现的世界主义自相矛盾，又将宇宙的本质解释为荒诞和虚无，因此，并不能为人类指明一条通往自由之境的康庄大道。那么，这种东方主义岂不轻易就被现实所证伪吗？它的价值何在？又如何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