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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诗情，岭南画影，收藏双城记里，透露出无限抱负与深意。当收藏成为一份志业，那是对文化传承的担当，当考据成为寻源溯流的指南，那便是在整理、校勘、注疏、辑佚中，彰显出治学的态度。回首2014西泠秋拍，一卷梁启超行书临《圣教序》，自民国望盛唐，由唐上溯魏晋，彰显的是代际学人“搜集美、传播美、再造美”的求法精神。
东坡论书贵中藏棱，后世能此者寡矣、独《圣教》曲尽其妙……
日临数纸，似有所会……今生梦魂不能忘此也
——梁启超
此卷系梁启超五十岁时精作，唐云题签并引首，赖少其题跋，谢志峰题跋并鉴藏，为饮冰室书课范本，书之不易，得之更不易。
行书《唐怀仁集圣教序》原碑刻于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精神的缩影，它集帝王雄文、高僧真经与书圣神笔，流芳千古。弘福寺沙门怀仁以对于书学的深厚造诣和严谨态度，花费二十四年寻遍王羲之书法，终于集成此碑，为世所重。
梁启超晚年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佛教文化传播的课题，尤其肯定重要历史人物在推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对《圣教序》内容的反复玩味，很大程度上出自其个人对玄奘这个人物的特别关注。
从内容上看《圣教序》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1.太宗作序：自“盖闻二仪有像”到“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此卷略去未书。
2.太宗对玄奘谢表的答书：从“朕才谢珪璋”到“略举大纲，以为斯记”。
3.高宗（太子）对玄奘谢表的答书：从“治素无才学”到“深以为愧”。
4.最后是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卷略去未书。
这当然是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对于玄奘法师法门领袖地位的确立，其孜孜译经直到生命尽头的精神，值得续传。然而我们不能忽略，梁启超作为学贯中西的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对玄奘推崇的背后，有着独特的史观。作为既有中国传统儒学根基，又受西学影响的学者，梁启超讨论佛教问题的兴奋点，在于不同文化的交融。
梁氏将玄奘西行取经看作是输入世界学说的留学运动，而玄奘在他心中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流学者”。这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对于“求法精神”的颂扬。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士人一直坚持以道解佛、以儒解佛，从太宗写序中，也看以看到“二仪有像”“明阴洞阳”所体现的道观思想，其实与玄奘的唯识论有一定区别。中国佛学思想的演变，凸显了外来思想中国化的过程。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学术思潮汹涌而入的情况下，如何创造出自己的新形态、发展出自己的新思想，成为梁启超等人终身追寻的问题。
“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旨归”。佛法难寻，以能热诚贯注为贵，精神上之安慰，求知欲之满足。无论思想之路，还是收藏鉴赏之路，都牵连着综摄兼采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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