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捐赠是公共收藏的重要渠道_以上海美术馆为例(作者：李磊 薛晔)

　　从清末状元张謇1905年于家乡自费筹办的“南通博物苑”，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从起步到今天也不过百年。虽然从《宣和画谱》、《宣和书谱》以及《石渠宝籍》等典籍中我们可知，中国自古就不乏收藏观念，但严格说起来，公共观念上的博物馆并不是从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培育起来的，而是18世纪末期西方文明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上海美术馆建馆，1963 年中国美术馆落成。从文化理想上看，美术馆的博物馆性质是毫无争议的。但建国后由于政治运动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对美术馆博物馆性质的定性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最终确立。1986年，美术馆的博物馆性质被写进国家条例，“美术馆是造型艺术的博物馆，是具有收藏美术精品、向群众进行审美教育、组织学术研究、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多职能的国家美术事业机构。”(《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第一章第二条)[i]这标志着美术馆定位在中国的基本完成。



　　显然，美术馆的存在是非赢利和服务大众的，它的职能虽然不仅仅限于收藏、陈列和展览，但这却是其文化形象上的直接表征。正如台湾的黄光男所说——“美术馆展览的理念有二：一是呈现历史，其二是开创历史。呈现历史，同是还原历史，是人类生活文明的记录，也是知识经验的累积，其作用在于发扬人性的光辉，以照耀未来生命的价值，而美术馆的展览就是其中的凭藉;开创历史，则是肯定环境与时代的真实，透过精神与文明的提升，在不断的进取中，反映生命力与热诚，以为未来时空作见证，美术品具体而实际地代表这一层面的事实。”因此，美术馆对于作品的选择就显得意义非凡。



　　一个美术馆的藏品就如同它的灵魂，藏品的方向与体系，内蕴了一个完整的征集、收藏、调查、研究过程，因而能更明晰地体现出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文化机构的公共美术馆所树立的文化、艺术导向。藏品的数量与质量不仅决定了美术馆的规模与水准，更是传达国家和地区文化形象、文化策略的重要途径。罗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通过占有数以万计的艺术珍品，使得法国、美国等并不拥有悠久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世界文化的中心地位，还有比这个更具说服力的文化策略吗?作为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事业重要机构的美术馆，对于艺术品的收藏是一项永不间断的工程。而收藏的方式不外乎自费购藏和接受捐赠。



　　1 上海美术馆的收藏现状



　　上海美术馆主要定位于中国现代美术收藏，在藏品收集中一方面加强对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的收藏和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保护、推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馆藏作品已经达到10000多件，绝大多数是通过有偿购买的方式得来的，收藏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艺术作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发展迅猛，国门大开后，西方文化思潮蜂拥而入，东西文化的冲突，新旧观念的交汇，导致各种艺术运动、各种艺术思潮层出不穷，涌现出一批对以后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艺术家。这些层出不穷的艺术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收藏资源。此外，在历史上，上海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有海纳百川的传统，对新艺术和新事物的接纳程度和包容程度相对较强。所以，除了架上绘画之外，我们还把近年出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影像作品、数码艺术、装置艺术等列入到购藏范围里来。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把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最有代表性的、最特色的作品集中到上海美术馆来，形成上海美术馆的收藏特色，提高上海美术馆的声誉。



　　其次，我们购藏的另一个方向是海上画派及其延伸。作为上海地区的美术馆，我们收藏保管和研究这些艺术品是义不容辞的。位于海派发源地的上海美术馆是“近水楼台”，留存的作品要比别的地方多，我们在购藏这些作品上有明显的地利之便。这和广东美术馆收藏岭南派作品，江苏美术馆收藏金陵画派的作品是一个道理。海派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发展中的一支脉系，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影响深远，近现代艺术史上的很多重要画家或多或少学习和借鉴过海派艺术。上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发展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中心，并为上海培养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人才。上海特有的文化和商业氛围吸引了很多画家来这里发展，画家和画家之间，流派与流派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现象，其商业性和“中西融合式”特征不仅是值得研究的美术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通过艺术作品的研究从侧面反映上海的一段历史，并把研究的意义拓展到更深。



　　第三，我们还着力于民间美术的购藏。中国的民间美术，是中国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门类非常丰富，艺术技巧很成熟。然而在国内，民间美术的收藏保护和宣传工作相对比较薄弱，我们已经陈列过的民间皮影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融合了绘画、音乐、表演等诸多艺术因素的形式，在民间发展了千余年后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对它的收藏长期以来一直不被重视，我们是少数几家有一定收藏规模并能够陈列展出的单位，目前所藏已经达到2000多件，并且还在不断丰富中。类似的，我们还收藏了能够真正体现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像延安剪纸、泥塑、农民画等民间艺术品。无论今后我们的重点是否放在民间美术上，我们都会尽力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形象意义深远。



　　第四，上海美术馆也比较关注收藏一些国外的优秀艺术作品。例如我们利用两年一届的大型展览“上海双年展”收集部分艺术家的作品，避免了进出海关的复杂手续和税收问题。此外，我们还主动联系国外的收藏家和艺术家，通过他们的捐赠，收集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例如达利、米罗作品。不过在目前经费有限以及国外艺术品价格高昂的情况下，有计划、成体系地进行国外艺术品的购藏显然还有一定的难度。



　　2 藏品中社会捐赠比例还很小



　　上海美术馆的藏品来源除了有偿购买之外还有来自社会捐赠，这是美术馆积累藏品的重要方式，它可以在节省收藏经费的条件下完善收藏结构。某些大规模、重要的捐赠甚至可以帮助提升美术馆的形象，可谓一举三得。社会捐赠分为有偿捐赠和无偿捐赠。有偿捐赠，就是艺术家或者藏家以善价的方式把作品转让美术馆，美术馆对捐赠者给予少量物质奖励，这种奖励远远低于藏品的市场价。无偿捐赠分为私人捐赠和企业捐赠两种，其中私人捐赠又分为艺术家本人或者家属捐赠和收藏家捐赠。就私人捐赠方面，前者是目前捐赠的主要力量。在上海美术馆为一万多件馆藏品中，最具学术价值的藏品均多半来自于无偿捐赠。但无偿捐赠只占馆藏品的很少一部分，而且它们几乎都来自于艺术家及其家属的个人捐赠。上海美术馆自建馆以来陆续接受吴冠中、张乐平、沈柔坚、贺友直等艺术家及其家属曾的捐赠，不仅使作品得到更好的保护，给作品找了个好去处，便于研究人员进行研究，也丰富了我们的馆藏。我们今年的上海美术馆今年最大的一笔无偿捐赠来自画家吴冠中先生，他向我们无偿捐赠了其艺术生涯中66件代表之作，在此我仅代表上海美术馆表示深深谢意!



　　至于后者，即收藏家的个人捐助，目前还很鲜见。收藏家的私人捐助，是欧洲贵族阶层的传统做法。一方面它是个人财富和地位的体现，因为赞助艺术是一种高尚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公民社会责任感和个人社会理想的实现。但我们的社会缺乏这样的捐赠文化，缺乏这样的公共意识。中国是一个重亲情、重伦理的社会。这样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和传承意识比较强，而把自艺术品留给后代而非捐助社会，正是这种传承文化的必然结果。此外，中国的相关法律，如《遗产继承法》的不完善、没有《艺术赞助法》，艺术赞助和艺术品捐赠不能享受国际通行的“同额免税”制度，在税收方面缺乏鼓励引导机制等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在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企业和富豪之所以能够大方地为捐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从避税考虑。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提到一个从没见过的可敬学者，已故的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史岩教授。他一生清贫，却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所藏悉数捐献给学校作为研究之用，他的人格光辉，照亮我们这些后学的前进之路。



　　当代美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收藏家的私人捐赠来自德国。1996年德国著名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对中国美术馆一百多件西方当代艺术品的捐赠打开了国际友人捐赠的先河。对于外国艺术品的收藏和展示是成为一个现代美术馆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上海美术馆在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来自企业或者企业家无偿捐赠的藏品，在上海美术馆几乎为零。企业捐赠在西方，早已经是一种普及性的大众文化了。除了固定的政府投入之外，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的运营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企业的支持。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它所有的长期陈列展都是免费参观的，只有牵涉到高额保险和运输费用的临时性展览才需要门票。在应对这些开支时，请求企业的支持和帮助是承办方常用的手段之一。大英博物馆日本厅的墙上长期陈列着长期赞助该厅的日本企业的名单。其中不乏三菱、松下、住友、丰田这样的大企业和大财团。大企业和大财团之间的联合为日本厅长期高质量的艺术品收藏和展览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弘扬本民族文化，更是树立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的重要手段。在西方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大企业把钱投注在公共收藏这类非赢利性机构性质的活动时，得到提升更多的是企业形象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这将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商业合作的机会。以去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由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和荷兰国际集团赞助的“伦伯郎与黄金时代”为例，展览全面展示了来自荷兰国立博物馆的以伦勃朗作品为代表的76件17世纪荷兰绘画和装饰艺术杰作，画展反响很大。之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两个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开展的很好。而全球最具规模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瑞银集团(UBS)也一直是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赞助者，作为世界国际当代艺术的主要赞助商之一，瑞银集团正不遗余力地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该集团于2008年6月6日至7月19日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一个名为“为了明天的记忆”展览，展出了瑞银集团近期收藏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各类艺术藏品，以及一些有关早期藏品的影像资料。正如该集团艺术藏品展负责人艾珮思(Petra Arends)博士指出：“瑞银集团对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受到大众越来越多的关注感到十分欣慰，并对能在其重要的商业市场之一——中国举办艺术藏品展感到骄傲。瑞银集团致力确保文化资产回馈社会，并将继续支持与鼓励瑞银所在地的艺术团体活动。”通过展览，不仅丰富了其集团所在地的文化生活，提升本地区文化品味和人文环境，更重要的是，让更多来参观展览的人知道了瑞银。以捐助艺术品或者捐助展览的方式，来为企业做“广告”，该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案。




　　3 社会捐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藏品的购买、维护、展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些经费从哪里来呢?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们不太可能采取西方国家美术馆那种官办加民办的运营模式，我们也不可能像西方国家早年那样进行一种囊括宇内的收藏。和国内绝大多数博物馆和美术馆一样，上海美术馆的运作并不市场化，经费是由国家行政统一拨款和管理的，经费的拮据和周边异常活跃的艺术品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美术馆的收藏遇到很大挑战，美术馆的正常运作受到制约，单纯的购藏不是长久之计。鉴于我们国家独特的国情，切实做好鼓励捐赠的工作，发展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特别是企业的捐赠是上海美术馆近年来不懈地努力。



　　首先，向民众加强捐赠公益文化的宣传，调动民众对美术馆的兴趣、培养对美术馆的感情，发挥美术馆的教化作用。向西方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学习，与艺术家、企业家交朋友，主动积极寻求艺术家和大企业的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我们一方面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帮助向公立美术馆、博物馆捐赠艺术品的个人或企业申请政策上的优惠或鼓励，如税收上的减免或者是名誉上的回报等等。同时，在政府的嘉奖、在美术馆展厅的冠名权上做文章，在藏品的标签注录上动脑筋等等，都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式。1998年，画家蒋兆和家属向中国美术馆捐赠《流民图》，当时文化部长不仅颁发捐赠证书，并颁发了12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这是迄今为止政府向个人捐赠作品颁发的最高奖励。



　　相对于个人捐赠而言，企业捐赠在我国还不普及。国内的企业在这方面的意识还明显欠缺，一些国内企业家情愿去花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为某些不入流的歌星或者明星捧场，却不愿意投资到流芳百世、造福后代的公共博物馆、美术馆事业中来。一冷一热，使我们意识到未来在美术馆的实践工作中，企业捐赠的空间还很大，对企业捐赠文化的培养和引导工作还任重道远。



　　在引导企业捐赠时，我们应该帮助企业意识到，捐赠不仅仅是给予，更会带来意料不到的回报。就外而言，捐赠行为会给企业带来极佳声誉，提升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环境，使公众相信企业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福利，特别是在社会内其他非垄断企业没有多余利润从事捐赠时，会使企业的“公益”形象变得高大，致使公众通过积极的消费行为来主动强化该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就内而言，现代雇员，尤其是年轻的高科技人才，在企业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挣取一份薪水，还希望企业能给自己带来荣耀和尊严，帮助实现“自我利益和社会道义”的均衡。这时，做一个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公益心的企业员工就更具有吸引力，因为一旦进入这样的企业工作，员工自己也脸上有光，能从企业捐赠行为中获取提升自我形象、个人社会地位等益处。而事实上，国外一些知名企业，比如IBM、通用、微软，在人才招聘广告中都宣称它们的捐赠行为，这种实践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把捐赠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招募工具。所以，对于企业而言，捐赠不仅仅是一种无私奉献，更是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双赢的互惠行为，是与企业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是企业塑造形象，实现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行动。



　　在引导企业捐赠时我们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不要鞭打快牛，中国的企业捐赠文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能贪多求急。要意识到企业的捐赠不是越多越好，还需要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相联系。在一些企业捐赠的实际性操作中，不少企业家是从对社会、对地方和国家的感情功能出发，慷慨捐赠，在鼓励他们表现奉献精神的同时，更应注意帮助对方克服出非理性因素，形成良好的捐赠文化氛围，让捐赠者产生信任。第二，对于回绝捐赠的企业也不该谴责，不要视企业为爆发户，不要认为捐赠是赎罪，捐赠是一种自愿行为，决不能变为对企业家的道德考问。第三，要做好企业捐赠过程及其后的相关服务，建立完善的捐赠程序、相应的政策保证、健全的评估机制以及法律手续等，提高透明度，树立本机构良好的形象，让捐赠者产生信任。并积极开展和配合相关部门主动做好企业捐赠的税收以及宣传服务，为促进美术馆的捐赠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对于捐赠者应该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的奖励。目前，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和专项奖励经费配套。如2003年启动的由文化部和财政部共同设立的“20世纪国家美术收藏和捐赠奖励专项资金”共2.5亿，主要用于20世纪优秀美术作品的收藏和捐赠的奖励，就颇具成效。上海美术馆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这是今后我们需要加强的。



　　第三，结合美术馆自身藏品标准以及藏品保存条件，利用美术馆的研究队伍有选择的为一些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群体举办展览，以作品抵场地行政费，或低价购买来扩大收藏。当然，前提是要有严格的遴选制度，恪守研究、申请、审批等程序，因为这对美术馆的收藏以及其形象的打造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美术馆不仅仅是收藏中心，它更重要的是让所藏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效益，要发挥美术馆专业人才的优势，对捐赠的作品进行研究，组织专业的人员撰写评论，提高美术馆的学术和科研能力。这不仅是美术馆的责任之一，不仅能给捐赠者以鼓励，促进捐赠的良性循环，还能方便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更好体现美术馆为公众服务的精神，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审美的眼睛。例如，针对今年吴冠中先生的无偿捐赠，我们已经着手准备在明年年为他办一个展览，通过展览把收藏、陈列、研究以及教育等各方面密切结合起来，使美术馆的操作更为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和国际化。



　　4 结语



　　从理想的公共美术馆本位出发，美术馆能够并且应该给予公众提供文化上的安慰和安全感——当然，这种安慰究竟是否是值得信任的文化承诺，最终取决于美术馆主体的文化担当能力，取决于美术馆的收藏和研究能力。这除了需要美术馆行政管理之外，更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配合。希望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上海美术馆在未来的实践中能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重要收藏和展览，也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文化公共领域的现代美术馆形象。



　　让美术馆成为一种生活，让捐赠成为一种时尚，让上海这个美丽的城市在世界的地图上变得更加明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