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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能不能为农民服务？这问题长期以来就在我脑子里打转。最近党又向我们提出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我就逐渐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在旧社会雕塑是愚弄农民的阵地，哪个村子没有庙？那个庙里没有神？这些神仙、菩萨长期统治着广大农民的心灵！解放后，迷信活动在农村逐渐吃不开了，为旧经济基础、为封建迷信服务的那些神佛雕塑，当然也就被淘汰掉，很多庙宇被改做小学堂，这真是件大好事！
去年我到太行山的老区去。几位小学生热情地给我带路。我们走进一座峭壁陡立的大山，他们告诉我，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民兵队长被日本鬼子逼迫带路，他故意把鬼子带上狭窄的山梁，趁他们不防备时，拖住了一个鬼子一起摔进了深谷……。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动着我，当时我就想：假如能在这个山谷口建立一座烈士纪念雕像该多么好！在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将起着多么大的教育与鼓舞作用啊！
记得电影《朝阳沟》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的誓言曾给银环以极大的教育。前些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照片和一篇报道，说阜平县人民公社为了向青年人进行阶级教育树立了村史纪念碑。正面刻着“不要忘记”四个大字，背面刻着地主阶级的各种剥削罪行。作为一个雕塑工作者，看了这种照片，我是又激动又惭愧。激动的是农民欢迎这种形式，我们就大有用武之地；惭愧的是我们高高在上，只等着做大纪念碑，完全没有想到农民兄弟的实际需要。这些碑给了我启发：为什么我们不能也来做这种纪念碑呢？使它有字有图，可读可看，既庄严又美观。
造像碑这种形式自魏晋以来就非常流行。只不过内容完全是宣传佛教故事罢了。况在我们可以在新要求下利用它来进行宣传教育。前几年我们曾给遵化县建明公社做了块浮雕，上面有毛主席像，背景是三面红旗，靠下边是王国藩牵着他那三条腿的驴与书记一起带领社员兴高采烈地大踏步前进，远景还有拖拉机和工厂等等。当时我们曾担心这种形式不被欢迎，但出乎意外，他们欢迎的很，把它放置在村史展览会的正中央呢！所以我想：我们搞雕塑的人应该注意造像稗，当然也不限于这一种形式。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做圆雕浮雕结合起来的碑这种形式。
那么，是不是真会有公社或生产队采找我们做这种纪念碑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从有关方面得知郭庄人民公社的一个支部很重视阶级教育，他们表示打算在村中十字街树立一块阶级斗争纪念碑，因为建碑具有一般连环画所起不到的作用，它更隆重，更庄严，影响更大，并且能传之久远。他们希望我们能协助搞好这个工作。但提出了三点要求：贱、快、好。贱，是本着节约的精神，最好能就地取材，可以利用大地主的墓碑改造，或者用水泥翻制（工资我们原来就不要）；快，就是不要“磨洋工”，以三个月为宜；好，就是要求能合乎当地人民的欣赏习惯，并且明确大方、细致耐看。为了保证这个任务的完成，美院雕塑系很多同志想组成一个农村雕塑工作组，直接到生产队去一边劳动一边创作。
我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地来谈村史纪念碑，或者烈士纪念碑呢？主要是我觉得农村有着这种广泛要求，这是雕塑到农村去的新基础、新阵地，同时又有很多好处：
一、它可以扩大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直接向农民进行形象的社会主义教育，从而也就把土地庙、关帝庙等封建迷信阵地夺取过来；
二、在我们雕塑工作者说来，可以受到具体生动的阶级教育，大大有利于改造自己，是革命化的好途径；
三、在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民族形式，批判“洋”形式，为雕塑民族化积累经验；
四、结合工作，提供了深入生活，和劳动人民结合的较为有利的条件；
五、长期、经常搞下去，可以逐渐产生合乎民族化、群众化要求的好作品，可以培养出一批合乎民族化、群众化要求的雕塑工作者。
这种做法，我觉得是符合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我充满信心地想：农民兄弟会欢迎我们。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能够送上门去，并且做到贱、快、好；在于我们拿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一颗诚心来。
（原载于《美术》196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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