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从书出”的跌落

如果，以传统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标准来评述当代篆刻现象，无疑将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至少，当代的篆刻与秦汉玺印、明清流派印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
回过头去看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齐白石以其凶悍劲猛的风格，将明清流派印的乐章奏响、也奏完了最后一个响亮的乐段，随着最后一个音符的终止，延续数百年的流派印艺术也随之画上一个难以再续的终止符。当然，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无须为之遗憾。
齐老先生走后不久，中国篆刻艺术的创作经历了不堪回首的20年的天灾人祸。上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复苏期。其执大纛者，固然要首推海上韩天衡先生。韩先生以其雄强、恣肆的篆刻艺术风格，几乎“牢笼”了当时的大江南北印坛，以致形成一种强有力的“韩流滚滚”的格局。
“韩流滚滚”的格局之所以没商量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其中缘由固然不排除此前二十余年的刀与石天各一方的“禁锢”以及年轻一代篆刻爱好者对篆刻艺术的生疏；但是，最重要的是韩氏这一“新腔”对传统篆刻艺术有着延展、重构的意义。
韩氏面对的是秦汉玺印、明清流派印章这两座高峰。如何攀登？如何逾越？课题是艰难的。
秦汉玺印风格的形成，是由当时通行文字（古籀、小篆、汉隶）和淳朴的文风（民风）所决定的。客观地说，当时的印工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翻铸的仅是实用的印章会有那么多审美含量；明代诸贤在间隔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之后，才有意识地发现了这些玺印的审美价值。可以这样说，明季五大流派印的形成是在对秦汉玺印整理、发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创作理念上（如果可以称做“理念”的话）似乎并没有突破。及至后来的“西泠八家”亦复如是，他们考究的也只是刀趣。
安庆邓石如的崛起，才使得印章艺术一味皈依秦汉的风气开始有所扭转。其标志性的特征便是邓氏提出的“以书入印”。而这时的“以书入印”已不是秦汉时的下意识的“以书入印”了，邓山人强调的是个性，即：以我书入我印。
在邓氏的启发之下，赵之谦开始了“印外求印”的探索。这，不独是因为赵氏的才学。客观上，清季考据学的兴起和地下文物的不断被发掘，使得赵氏的“生产资料”日益丰富。
顺流而下，黟山人黄士陵取三代之“金”，吴昌硕钟情于秦砖汉瓦，从而使古老的印章艺术愈加丰富多彩了。
轮到齐白石了。可是这时的篆刻之“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前人的以秦汉为归、以书入印、印外求印等等，迫使这位木匠出身的艺术家只能“背水一战”——单刀直入、所向披靡。他在邓石如的“书”、黄士陵的“金”、吴昌硕的“瓦”的格局之外独张一个“火”字，算是把篆刻艺术推到了一个新境界。
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中，要想再开辟一条新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韩天衡是一位智者。其印章艺术的文字、字体取材几乎是尽中国古文字之所有，而在刀法上的运用，谨严、残破、泼辣，也同样是淋漓尽致，唯独印章的章法构成还有着再深化、再出新的契机。因为，任何艺术，它的形式构成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的。“韩流”之所以能够“滚滚”，是他的印式冲破了“直线划分”的布局模式——字体间架的挪位、越位，偏旁部首的夸张，笔画的粗细、大小的对比以及刀法的冲、切、披的灵活运用，使得他独创且极具个性的草篆书体得体地在其刀下呈现出别样的风姿。
与韩氏同时期的印人，如王镛、石开等，也以各自的审美标准和触角探索着篆刻的出新之路，从而逐步形成了眼下印章艺术的创作态势。我之所以在这里说是“印章艺术的创作态势”，是因为当下的印章已经很难说是篆刻艺术。我理解，所谓“篆刻艺术”，不是简单的用“篆书”这一载体去刻印。历数历史上有建树的篆刻家，他们首先是有风格、有个性的篆书家，如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而当下的篆刻界，能写出有个性、有风格的篆书作品的人相当少。甚至，有很多作者不仅写不好篆书，就连给自己的印屏写“某某篆刻选”这几个行书款也写得非常糟糕。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篆刻家”还为数不少。
我接触过许多这样的“篆刻家”。据我对他们的观察，在他们案头摆放的，除了历届篆刻展览的作品集外，就是《汉印文字徵》、《篆刻大字典》等一些工具书。刻印时就查将要刻的篆字，查好了以后就参考一些“走红”、“获奖”作者作品的风格进行糅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刻印者在刻印伊始就根本没有好好地练过篆书，更谈不上能写出一手可以看的篆书了。
说到《汉印文字徵》、《篆刻大字典》等工具书，在我看来，起先是为了方便刻字铺的学徒而汇集的，而非有个性篆刻家的案头物。传统的篆刻艺术，它的标准是：只有在形成了具有个性色彩和审美价值的篆书艺术以后，才可以催生出具有个性色彩和审美价值的篆刻艺术作品。我们知道，唐、宋、元，人们称之为篆刻艺术的式微期。究其原因，是因为那时篆书已不是通行书体，故而衍生了“九叠文”和“元押”。明清印章流派纷呈，其中尤以清季篆刻家风格、个性最为强烈，是因为碑学盛行和出土古器物的日益繁多。
当今篆刻界的种种现象，无不给我们这样一个警示：篆刻艺术创作已经再次出现式微。过度地脱离古文字学的研究、过度地削弱自我篆书的练习、过度地夸张变形、过度地依傍时下“名流”，已使得这门艺术走向了欺世盗名、哗众取宠的堕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