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园艺菊
乾隆年间湖南邵阳的朱定梅经商入川，经过历代经营，越发壮大，双栅子街102号的朱家大院规模宏大。1920年8月16日，这座大宅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就是后来的著名画家朱佩君。父亲朱良辅与大伯父朱懋先一直生活在一起，两房人丁兴旺，朱佩君在几兄妹中排行老七，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就是在这座大宅院里度过的。这个大家庭除了生活富足，家教也甚严，对子女都给予了极好的教育。朱家为女孩们请了不少名师教习绘画和古典文学。
菊花是后来几个女孩作品中都很常见的题材，这就源于大伯父朱懋先的爱好。朱懋先酷爱艺菊的种植，不仅在余园内种植、观赏，还在骆公祠、华西坝等地专门辟出菊园进行培育，曾专门写作了一本《艺菊实验录》介绍培育经验。1937年，几姐妹学画已略有初成，朱懋先于是效法古人编著菊谱，委托朱竹修主持《余园菊谱》的创作，朱氏姐妹均参与其中。这次朱家组织的《余园菊谱》创作，摒弃了当时流行的摹古方式，而是回归宋代花鸟绘画的写生传统，尽量准确表现不同菊花品种的姿态。先是采用白描的方式对花写生，后誊绘于绢本之上再逐一设色。初期采用宋花清叶的技法，后来在张大千、徐悲鸿等先生的建议下，又统一重绘，均采用宋代院体画法设色，使得画面更加统一。初习画事的朱佩君，在这次创作过程中所得颇多，她对菊花题材的喜爱，也在那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由成都美术社负责四川厅的配画工作，时任国画组副组长的朱佩君就为此专门创作了一幅大尺幅的《菊花图》，成为了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第一批配画之一。在朱佩君之后的创作中，菊花也一直是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九秋图》《鲜鲜霜中菊》等作品均多次送展、刊登出版。
虽然《余园菊谱》的创作到上世纪50年代已接近完成，但因时局动荡，始终没有付印，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全部遗失。1980年成都画院成立后，为进一步继承弘扬中国画民族传统精神，朱佩君向成都市政府申请开展“百菊图”创作工程，由政府拨付专款，组织了由朱炜君、朱寿君、朱纫君、江溶、高晓笛、姚思敏等人组成的“百菊图”创作小组，由朱佩君主持进行百种优良菊花的写生创作。在此过程中，朱佩君不仅继续着菊花题材的创作，也通过这种方式教导学生，传承着自己的绘画技艺。
朝社女郎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蜀中美术界渐渐有了“画坛朱氏七姐妹”的名声。张寔父为这几个女孩刻了一方印章“朝社女郎”，作为姐妹共用的结社印。“朝”象征着“朝气”，朱家姐妹以此为结社名，可见其抱负。
1953年朱佩君与朱纫君、朱炜君合作创作了《虫菊图》，描绘了多种菊花杂聚的形态，不仅绘画技法娴熟，而且每种菊花品类各不相同，都有着很高的写实度。这件作品被推荐到全国展出，之后还送到了日本展出，后来中国美术馆还收藏了这件作品。她们合作的四幅《菊花》参加了全国第一届国画展览会，引起了朱德元帅的注意，之后专门委托到成都出差的同志至朱家，鼓励几姐妹继续习画。
1957年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介绍文章《画坛七姊妹》，年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专程到成都拍摄朱家七姐妹在菊花展上写生、创作的新闻简报纪录片《画坛七姊妹》作为1958年元旦001号发行。此后七位当年的“朝社女郎”都或多或少地继续着艺术道路，其中又以朱佩君的成就最为突出。上世纪50年代成都人民公园从高寒地带移植来几株拱桐花，朱佩君细心揣摩姿容，作出了36张不同的画稿，其中一张被《红领巾》杂志选为封面，颇受好评。1958年《珙桐花与桐花凤》参加首届四川省青年展览，并送全国第一届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展览，获省一等奖、全国三等奖。后来此类木本花卉与鸟雀相呼应的题材，也成为了朱佩君作品中较为常见的题材。
探索求新
除了菊花题材和木本花卉鸟雀的题材，芙蓉鲤鱼、雾荷等也是朱佩君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符号。这位一生高洁的女先生，似乎特别喜欢与水有关的题材。
1956年，朱佩君创作了一幅《芙蓉鲤鱼》，在参加了四川省和全国展览之后，被送到阿尔巴尼亚展出。这件作品芙蓉从侧面出枝，群鲤游弋其间，在平面的传统绘画中，显现出水与岸的空间关系，虽是写实亦是写虚，构思奇妙。芙蓉以双钩填色的技法为主，鲤鱼则勾、染、罩皆有，凸出朦胧之感。蜀绣大家彭永兴曾将该图式植入蜀绣中，成为蜀绣的经典题材。这件作品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上世纪70年代，朱佩君又重新创作了几幅《芙蓉鲤鱼》，多次参加各级展览，这件有着朱佩君本人巧思的作品，成为朱佩君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后来许多画家都在这一题材上继续进行着深研。朱佩君本人也曾尝试了诸如《桃花鲤鱼》《荷花鲤鱼》这类芙蓉鲤鱼的变体。
有着扎实工笔画基础的朱佩君，并不满足于仅仅在构图上寻求自己的语言。改革开放后，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的影响，积极追求传统绘画的新突破。她开始尝试将写意画中的某些技法引入工笔画中，注重薄雾缭绕的气氛营造，打破传统双钩填色的桎梏。1978年，她创作了一幅《雾荷》，用带一点写意性的染色方式突出荷塘雾气缭绕的感觉，颇受好评。之后她又多番改进，力求在这一语言中有着更深入的探索。据不完全统计，朱佩君画《雾荷》30余次，她的这一尝试，也影响了不少后来者。
1984年，文化艺术创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逐渐繁荣，朱佩君选用了红色天空下飞翔的天鹅展现新时代勃发的生机，《瑞鹄祥云》就此诞生。这件作品不仅构思巧妙、意境深远，色彩也十分考究。锌白罩染天鹅、纯金粉勾画彩云，背景的红色则采用了纯天然的矿物颜料朱砂、朱磦，这些颜料和技术都是传统院体工笔的经典方法。同时在云彩和天空的衔接处，通过雾染技法，又让这件作品充满了时代审美特征。在她去世10多年后，《瑞鹄祥云》多次被选为“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公益宣传的代表形象之一，在全国各地印发。
画院院长
改革开放后，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1980年成都市调集了当时全市优秀的美术人才成立成都画院，由时任市委书记的米建书担任名誉院长，朱佩君任副院长并具体主持画院工作。1987年开始朱佩君任成都画院院长，直至1994年10月因病无法承担正常工作，改任成都画院名誉院长。从60岁时组织筹备成立画院到她去世，15年里，朱佩君不顾花甲之身，忘我地投入成都画院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可以说自画院成立后，朱佩君倾注了全部心血，成都画院的筹备、成立和逐步壮大发展都与朱佩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任院长期间，朱佩君始终坚持原则、严于律己、踏实工作、诚恳待人，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为成都画院树立了良好的院风。1993年，因成绩突出，朱佩君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1月12日，朱佩君因病去世，享年75岁。直至临终前，朱佩君仍念念不忘党的美术事业，念念不忘成都画院的建设和发展。
朱佩君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事业，她为我们留下的背影是多重的，既是站在时代风气之先的“朝社女郎”，也是年少成名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还是两袖清风、兢兢业业的成都画院老院长。朱佩君的背影也是清晰的，她一生都追求纯粹，纯粹于艺术技法的精进，纯粹于艺术求变的探索，也纯粹于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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