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艺术创作来说，临摹甚至是照搬经典、名作，是初学者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今中外多数画家进入艺术殿堂的必要手段。因为这个特征，在艺术品的市场交易中，一些艺术品便变得扑朔迷离。以市场的眼光看，甚至有人认为，艺术品的“作伪”，伴随着艺术史的发展。一些作品逃过一代又一代鉴定者的法眼，甚至有人以画得像前人大师来炫技。许多我们熟悉名字的大师，也有过“作伪”的历史，这更多的是学习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比如张大千因仿得极像石涛，却与藏家结了缘；米芾仿作被人识破，因而更加精进画艺。西方绘画史上，也留下一些仿作的话题……我们在此整理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今中外的高手是如何炼成的。
假作真时真亦假：
张大千
在鉴定界，张大千的仿作曾经是让人很头疼的问题。他“穷追古人之迹，穷通古人之法，最后达到穷探古人之心”，因而其仿石涛、八大的作品，曾骗过一些鉴定家。诸多前辈中，石涛的作品最得张大千喜爱，大千也最得其精髓，傅雷就曾评价道“其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
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张学良偏偏对石涛的作品也情有独钟，不惜重金收藏真迹。张大千仿了画并不隐讳，还一再在朋友圈里发声。于是，国内和国外的收藏机构，许多收藏家一查，纷纷表示躲枪——高价购进的珍藏品有一些就是张大千的“造假”杰作。张学良也不例外。后来，张学良设宴请张大千，众好友都劝张大千不要去，只怕这是“鸿门宴”——造假石涛画的秋后算账，张大千考虑后还是决定赴宴。没想到张学良在酒席间谈笑风生，并不提赔钱一事，只是拍着张大千的肩膀对宴席上的各界名流说：“这就是仿石涛的高手，大名鼎鼎的张大千，我的收藏中就有很多他的杰作！”从此，两人成为好友。不打不相识，造假成就了张大千与张学良的一段友谊。
千古圣手“顿还旧观”：
米芾
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此人不仅书法功底深厚，更是擅长摹写，其临摹的《王羲之十七帖》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在他的笔下，王羲之的风流洒脱、行如流水“顿还旧观”。
就是这样的造假圣手也有“摔跟头”的时候。传说，有一次，一位书画商人到米芾家推销真迹——一幅唐朝画家戴嵩的牛图，米芾一看就爱上了，但脸上又不动声色，只说，留下我看看再决定吧。商人放下画就走了，过了几天，米芾推说不太满意，让画商把画拿走。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但第二天画商又来敲米芾家的门。一进门，画商就说：“快把真迹还给我吧！”本以为以假乱真骗过画商的米芾哈哈大笑道：“看来我的造假水平还不过关，你是怎么知道拿走的是赝品？”原来，米芾喜欢这幅画，但无意买下，又想试试自己的临摹水平，就偷偷临了一幅，等画商来取画时，把假画给了画商，没想到这么快被识破。画商倒也实诚，回答道：“真迹里，牛的眼睛里可以看得见牧童的身影，你这幅里却没有。”这个有趣的故事，不乏添油加醋的成分，但也反映出米芾的艺术功力。日后，米芾便对自己的书法、绘画技艺更加精益求精。
从叛国罪到伪造罪：
汉·凡·米格伦
二战期间，当时曾不可一世的德国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用约200幅荷兰名画换取了一幅“维米尔的画作”。这幅画是从一位荷兰画家手里买来的，这位荷兰画家就是汉·凡·米格伦。
二战结束后，在奥地利萨尔茨伯格附近的一座盐矿里，盟军挖出了一些名作，大部分都曾在赫尔曼·戈林手里。其中就发现了这幅国宝级名画。经过调查，发现就是米格伦出售的画作，他被定为走私罪，是纳粹的通敌者，面临着绞刑。在审判时，米格伦说出了真相：曾经在戈林手上的这幅维米尔真迹并非出自维米尔之手，而是他自己画的赝品。此外，还有令人更惊讶的事实：他出售的所谓国宝级名画都是他伪造的，几幅画加起来就给他带来174万美元的收入，一时间引起了不管是法庭、民间还是艺术界等社会各界的震撼。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认为米格伦企图用自己的造假罪来蒙混逃脱叛国罪。为了验证其说法的真实性，米格伦在狱中开始了一幅“新的维米尔作品”——《少年耶稣与长老》的创作。于是，在众人的见证下，米格伦向人们展示了“造假”的过程，最终从叛国罪变为伪造罪，服刑一年，死于狱中。
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伪造者：
沃尔夫冈·贝特莱奇
德国画家沃尔夫冈·贝特莱奇自诩为“世界上最好的艺术伪造者。”在其近20年的造假生涯里，他与妻子联手，伪造了数百幅现代著名画家的画作，一幅售价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元，将艺术界玩弄于股掌之中。
造假这件事对这对夫妻来说是个相当严谨的过程，他们不仅会去研究艺术史和艺术家，而且对于各个时代材料的特点、画布的年代、油彩的干燥程度，甚至是陈年作品积累的灰尘和气味都要做到“完美复刻”。被世人视为“天才”的贝特莱奇在出狱之后，返回家乡举办了他个人的第一次画展，画展名为“自由”。他说这不仅包含现在出狱重返自由的内涵，而且是自己重新在艺术创作上获得了自由，可以不用再模仿，做自己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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